内容提要：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出积极的关注与吸纳。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了“文化交流与影响从来是相互的”这条普遍规律，也为面向新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主题词：白银时代   文化精英   中国文化   接受吸纳

 

 

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东方转向的历史文化背景

 

俄罗斯民族从人种学和民族志学角度看，无疑属于欧洲。但历史上长期的领土扩张，又使它拥有占其现有版图3/4面积的亚洲领土，成为横亘于欧亚大陆之间的桥梁。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接受拜占廷基督教，以后在1054年东正教和天主教分道扬镳，使俄国在精神上脱离了西方天主教世界。1237年蒙古人入侵，又割断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在蒙古人统治下，这一隔绝状态绵延了两个世纪之久。而此时的西方，则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等一系列巨大变革。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俄国，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和文化运动的影响。蒙古人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影响，除了思想和管理方法上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外，还包括给俄罗斯人的血脉里注入了东方血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十三章·俄国》中指出：“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血统；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1]正是这些民族血缘的、心理的、历史地理的、文化经济的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意识永远面对“向东还是向西”的艰难选择。俄罗斯国徽上那个东顾西盼的双头鹰形象，正是这种历史宿命的形象化表现。

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推行的改革，用皮鞭和马刺把悠游在东方情调的中世纪草原上的俄罗斯骏马，强行赶上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道路。从此以还，西方化和东方化、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和斗争便绵延不断，直至今天。白银时代著名作家安德列·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中的一个人物――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在涅瓦河边面对彼得大帝铜像的遐想，形象地表达了这两种取向斗争的心理印迹：

你啊，俄罗斯，像一匹马！两个前蹄伸出在空旷的一片黑暗之中，而一双后腿牢牢地长在花岗岩根基上。

你想脱离拖住你的巨大石块吗，就像别人脱离根基一样与自己的疯狂的儿子们分手吗？你是否想脱离拖住你的巨大石块，无所依托地悬在空中，以便然后倒在水的混沌之中，或许你想扑向前去，划破漫雾，穿过空气，以便和自己的儿子们消失在云中；或者，你，俄罗斯，竖起前蹄，面对把你抛到这里的严峻命运，……沉思了多少年？要不，你是害怕跳跃，又停下四蹄，以便鼻子噗哧噗哧地把伟大骑士带到那些靠不住的国家所在的辽阔平原的深处？

……

在这些日子里，所有地面上的人们都将抛开自己的地方；将大吵大闹；大批黄皮肤的亚洲人离开久居之地，将使欧洲的原野变成血的海洋，将会有，将会有对马岛！将出现一个新的卡尔卡……。[2]（P94-95）

主人公这段臆想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俄罗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向西跃进，但它身后拖着的长长的东方尾巴，又曾是它赖以立足的基石。俄罗斯骏马的西跃，必将造成自己脚下大地的强烈地震。其结果，东方那些“靠不住的国家”趁虚而入。当年蒙古人二百多年统治的“黄祸”阴影，将再度笼罩俄罗斯。别雷笔下主人公“意识流”所透露的消息，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许多文化精英们的内心矛盾。

从彼得大帝改革到白银时代，俄国二百多年向西朝圣的历史，固然给俄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同西方相比，俄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尤其“在1891－1892年间，国内发生了可怕的歉收和饥荒。俄国和全世界一起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世界大战、革命、集中营和原子弹的时代”。[3]（P25）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利，又给了200年来靠走西方道路来实现强国梦的俄国以沉重的一击。来自东方的日本铁拳，使俄国知识界深深感到了“黄祸”迫在眉睫的恐惧。大难临头的预感，萦绕在许许多多敏感的俄国文化人的心中。于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东方。

然而，此时的东方，已非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凭道听途说加主观想象形成的那个理想化的乐土。它的神秘面纱早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露出了真实面目。到19世纪中期，中国清王朝的危机使欧洲和俄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式”或“中国道德”等等，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诗歌、散文和政论中具有否定色彩。[4]（P55）

一个正在西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节节败退、不堪一击的东方古国，何以成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精英朝圣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首先来自面对西方文化呈现的种种危机，惧怕悠久深厚的东方文化东山再起、重新征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敏锐的预感。

这种心理可以俄国白银时代的精神领袖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为代表。他正是出于恐惧，出于把东方看作敌人，而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他认为，东方已经开始了对俄罗斯的精神征服，正在集合“自己凝聚在中国和佛教里的文化和精神力量来战胜”基督教世界。[5]（P480）随之而来将是不可避免的“亚洲对欧洲的入侵”[5]（P639）。安·别雷也呼应弗·索洛维约夫的警告说：“蒙古入侵的幽灵可怕地增大了……科学的不道德的应用造成了同日本的现代战争的恐怖面具，它的背后是不可知。战胜敌人的问题同解决欧洲人的最深刻的神秘主义问题的意识转折紧密联系在一起”[6]（P408-409）。Dzx·伊万诺夫把想象中未来的泛蒙古主义的进攻，描绘成按照“一般生物学意志”的“增长的蚁群”的形象[7]（P379）。他说：“黄色的亚洲下决心完成预先交给他的任务――检验欧洲精神的任务：在其中耶稣能否生存和存在”[7]（P361）。V·沃洛申则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证明了世界道德的跌落和亚洲的政治胜利”[8]（P9）。

从一般逻辑上讲，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俄国社会的普遍危机状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俄罗斯知识精英对东方的敏感恐惧，“应当中断俄罗斯同远东泛蒙古主义分布区的文化对话”[9]（P39）。但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相反却产生了研究东方的热潮。对此，当代俄罗斯女汉学家C·C·谢洛娃有一个在笔者看来颇为合理的解释：“这是因为白银时代集中解决对于俄罗斯的精神和文化任务”[9]（P40）。她指出：“俄罗斯对抗来自东方的入侵在这里被理解为‘欧洲人最神秘的问题’和‘人民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试金石’[6]（P408-409）。它们比之政治生活的现实处于另一个平面。在俄罗斯智慧的传统中寻找特殊的精神危机的原因，而上升的力量只能在另一种中去汲取。而这另一种注定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是东方的文化传统。”[9]（P40）。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实的社会和精神危机，对“东方威胁”的敏锐预感，反而刺激了白银时代文化精英认真关注和研究东方，促成了他们的东方转向。

除此之外，促使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投入东方怀抱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以“现象的危机”为前提的欧洲科学思想的最新成就。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就事论事，以机械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欧洲传统的思维习惯被打破了。现象的危机使人重新认识以前自以为了解得很好了的周围世界。 Dzx·伊万诺夫在下面这段话中阐述了他的思想：“看来在精神移位的实质和基础上，有着某种在世界的自身面貌中令人纳闷的变化。它们看着我们……熟悉的事物面貌在哪里?我们没有听到它们熟悉的声音。时空本身按照新的原则被感知──难怪不是一种哲学的信徒，而是物理数学科学的信徒在谈论着时空的‘依赖性’，很多人尝试了不可确定的可怕的感觉，好象土地在脚下漂浮……他们找到了具有以往确信的希望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已不能给他们人们自古以来习惯了的从中提取的东西。”[7]（P103） (D因此，在许多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辞典中，就出现了类似于印度宗教吠檀多派基本概念之一的“玛亚”(印度宗教中的女神，万物之母)，或者中国道家学说以“阴”为基础的“道”的概念，出现了作为白银时代重要观念之一的“浑然一体”的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强调区分生活与创作个别领域的界限的相对性，宗教与世俗界限的浮动性，表现出世界是统一的和活动的。

早在D·索洛维约夫那里，就形成了“天的浑然一体”——宇宙统一的形象和“光明因素对混沌混乱的永恒的胜利”的思想。他倾向自然与神的两分法，认为尘世的宇宙是“无为的女性月夜之美的反光”[5]（P364-365）。白银时代新浪潮中的Dzx·伊万诺夫和F·别雷也是和谐宇宙论者，他们承认统一在“事物之阴”中的古代道家学说的东方一元论，承认世间一切与“自然原初的联系。”[9]（H52）

    19世纪俄罗斯文化巨匠K·Y·托尔斯泰给覆盖白银时代文化的宇宙论浪潮以巨大的影响。他曾经表示他所仿效的古代智者有耶稣、孔子、老子、孟子、佛、苏格拉底和所罗门等。他沉潜在中国哲学的深处，构建起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单个人仅只是宇宙生活的一部分，应该融合到神的自然中去。在个人的尘世生活中不应只遵循自我，而应该听命于道——水流的自发力量。[22]（H205）

就这样，“浑然一体”的宇宙主义观念冲破了正统基督教的壁垒，打开了同异文化精神传统综合的大门。许多立志复兴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人都梦想着这种精神传统的综合。Dzx·伊万诺夫指出，挽救俄罗斯和使欧洲摆脱“黄祸”，就在于“使古代亚洲精神自由地在全世界历史舞台上同未来的基督教人们的精神重新联合。”[7]（H57）施杰涅尔的人智论学说，提出了以类似混合主义的方式，使基督教同印度教结合的问题。[9]（H57）安德列·别雷对东西方文化也采取的是各取所长，最终建立起超乎于东西方之上的一种新的世界图式和精神模式的态度。他曾计划写作一部以《东方还是西方》为总题，包括《银鸽》、《彼得堡》和《我的一生》三部小说的三部曲，来解开俄国向东还是向西发展的历史之谜。他在1914年写的《银鸽》俄文版序中说：“……《银鸽》这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彼得堡》――这是在俄国的西方……在那里，技术主义――即逻辑之赤裸裸的抽象，创造出了罪恶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则是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 [23]（H13、14） “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正是以别雷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追求的梦想。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进入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的视野。

 

二、整体与归根——东方哲学对白银时代基本文化观念的影响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对东方文化传统的吸纳，首先表现在吸收和接受东方的哲学观念上。东方哲学，或者说被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误读了的东方哲学，成为整个白银时代文化整体特征的象征主义的思想基础。谢洛娃指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特点可以归结为文化综合与整体观”[9](P25)。象征主义的基本法则是综合与对应。法国象征主义奠基人波德莱尔的诗作《对应》，就起源于中世纪的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神秘适应的自然哲学观念。而对于俄国象征主义来说，建立自己心理经验幻象的波德莱尔式的艺术想象的框子显得太狭小了。它需要的是寻找“最初的神秘”和“宇宙的法则”[7](P70)。安·别雷提出了“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命题，他在思考象征主义活动时，把它定义为“某物（Ytxnj）”，而“这某物就是老子的道”[6](P60)。按照他的见解，象征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实现了“在现实主义世界观中的道家的某些点。”[10]（P388）《彼得堡》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对尼古拉说：“我的内心就象一个世界空间，我从那儿，从世界空间的角度看待一切。”

他说：“在这里我得出一个信念，所有的窗户都是……通向广阔空间的切口。”

尼古拉问：“上头是什么？”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回答说：“它是空无”[2]（P86-87）。

东方哲学还促成了白银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回归（或曰“归根”）的思想。谢洛娃指出：“‘回归‘的思想把白银时代引向神话诗学或者宇宙学的时代，引向它的发展过程在同一点上完成，也就是回到最初状态的时空观念。……‘回归’的思想作为印模，为世界打上统一的发展模式。在其中登录的有关于‘伟大的年’的毕达格拉斯学说；有印度的具有末日论特点的卡里帕――梵天（又名婆罗贺摩，创造之神，婆罗门教三主神之一——笔者）的夜；有中国的‘归根’（《道德经》第15章云：“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笔者）。”[9]（P30）。俄罗斯哲学家C·弗兰克认为：“‘归根’（也叫‘回归源头’――渊源）是标志着全人类性和永恒性的一切文化的最深刻之点。”[11]（P256）。

谢洛娃指出，尽管对回归的理解，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的解释并不一样，“儒家所理解的……‘回归源头’是与理想中的统治者已经走过了前历史混沌的创世界活动时代相适应的。而“道家的‘回归源头’就是回归人的还没有被文化改造所触动的现实的完整性。”但很显然，无论是欧洲还是俄罗斯的意识，经历了文明的危机以后，甘心情愿地希望接受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文化的这两个救世方案。[9]（P31）”

在别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对归根的幻觉与梦想。《银鸽》第六章《甜蜜的火光》写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与主人公彼得（达尔雅尔斯基）的对话：

而男爵继续对他说：

“醒来吧，回去吧。”并指着古戈列沃的方向。

“到哪儿？”彼得恐惧地跳了起来。

“什么到哪儿？去西方呀；那里就是西方。您是一个西方人；你干吗要穿这衬衫？回去吧……”

“离开我吧，撒旦：我要去东方了。”

对东方之根的向往，还表现在乞丐阿勃拉姆在古戈列夫家窗户下唱的歌中：

“在东方有一处最亮丽的天堂，

那是永世欢乐的异邦，

放荡中没有这样的乐土，

乐土被赋予了纯洁的姑娘。”

在《彼得堡》第五章里，作家这样描写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的梦境：

“吉尔吉斯－卡伊萨茨祖先与西藏喇嘛有交往；它们大量地在阿勃－拉伊－乌霍夫家庭的血液里蠕动。是否因为这种缘故，他才对佛教保有温柔的感情？反映出一种继承性；在硬化的血管里，继承性像无数黄色的血球似地跳动着。

……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特别敬仰佛，认为：佛教无论在心理学和理论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宗教，在心理学方面它教导人们连动物都要加以爱护：在理论方面，西藏的喇嘛发展了逻辑学。

“一个脑袋。是孔夫子还是佛？……一个蒙古圣人走进房里，后面拂起阵阵千年和风。”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心想：是时间扮成蒙古人祖先拉伊的模样来看他来了；他在一个陌生人的手上寻找传统镰刀的刀刃；没有镰刀：在初开的百合花一样芳香四溢的黄色手上只端着个东方的小盘，里面放着一堆香喷喷的玫瑰色中国苹果：天堂般美好的苹果。

“对天堂，他是否定的：天堂，或果园，在他的观念里是与最高幸福的理想不相容的（他是康德学说的信徒，他是个涅槃似的人）。

“而他理解的涅槃是虚无。”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开始幻想起来：他，一个古老的图兰人，已经体现成一个世袭贵族的骨肉，以便完成一个隐秘的目的：动摇全部基础，在腐败的血液中应当哺育出一条古老的龙：用熊熊火焰把一切吞吃掉，古老的东方将让无形炸弹的碎片遍布我们的时代。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一枚古老的图兰炸弹，发现故乡后，现在正在猛烈地爆炸开来，脸上露出了蒙古人的表情，他现在成了中央帝国裹着一件常礼服去往东方途中的一个官员（要知道，他带着最机密的使命）。”[2] （P239、240、241）

别雷笔下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深藏在俄罗斯民族之根中的东方意识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当西方朝圣不能把俄罗斯带入理想的乐土，反而陷入窘境的时候，势必引起那些敏感的文化精英们对古老的东方文化之根的回归，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对东方文化传统的主动接受与吸纳。

 

三、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吸纳中国文化的具体艺术表现

 

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吸纳，首先表现在作品中塑造的东方式艺术形象。如别雷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受过洗礼的中国人》，就刻画了他的父亲，一位数学教授的欧亚混血人形象。在小说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布加耶夫的外貌是：“眼角向上吊的眼睛”、“狡诈的残酷的眼睛”。父亲那“鞑靼人的脸形特点”和“斜斜的微笑”以及他身上的气质，都使人想起“挥舞着马刀的日本武士脸上的面具”。他喜欢说：“数是高度的和谐”。而他，作为一个用“儒家智慧”充实起来的“老中国人”，在“心中坚定地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以莱布尼茨、毕达哥拉斯和老子的原则为基础的从容不迫的“小市民的中国”。他宣传简单的、或者是“迷雾的思想”，作为分数式的分子和分母应该简短并得出单纯的思想！他――“老中国人”，会把交际的和不同的声音的每天关心的一切杂务，变成“老子道的哲学”。[12]（P23、35、25-26、24、80）

长篇小说《彼得堡》的主人公，是具有东方血统的阿勃列乌霍夫父子。他们的思想性格以至生活用品、室内装饰、都冲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例如：“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伸手从中国托盘里取过一叠没有拆开的信。”“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伸出一个手指捅了捅瓷器娃娃――中国人：中国人晃了晃脑袋”。小说还描写了一个俨然日本女人的交际花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利胡京娜，她在“所有的墙上都挂着描绘富士山的日本风景画：全部――都是：所挂的风景画都没有前景；……而那个富士山峪――则是她一头美发的背景；应当说，当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利胡京娜穿着粉红色的和服每天早晨跳过通向凹室的那道门时，她还真像个日本女人。”[2]（P12、400、59）

其次，在白银时代一些重要诗人的诗作中，表现出对东方哲理、东方意蕴、东方事物、东方情调的偏爱和追求。比如雄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诗坛的诗人巴里蒙特，在1900年曾创作组诗《伟大的虚无》（Dtkbrjt ybxnj），其中第一首《美妙的怪物》（Ghtrhfcyst xeljdbof），这样写道：

我的内心，是寂静大神的圣殿，

在那里阴影咻咻，暗暗生长。

令我的全部幻想感到愉快，

中国美妙的怪物。

龙——太阳和春天的主宰，

麒麟——善的象征，

而凤凰——皇后的形象，

威力、辉煌和幸福的汇合。

我喜爱中国艺术家意识中

千篇一律的理想。[14](P186，笔者译)

诗的前两句，明显是指那“寂兮寥兮”、在冥冥之中主宰宇宙万物的玄妙的“道”，表现了人与道融为一体的愉快。此外，诗人把中国神话中的龙凤、麒麟等祥禽瑞兽作为美好理想的化身，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由衷赞美与向往，给白银时代的俄国诗坛，带来新的艺术意象。

白银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古米廖夫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浓厚兴趣。他在1908年写了《中国行》（Gentitcndbt d Rbnfq）一诗，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由衷向往：

我们全都知道不幸的灾难，

我们全都向着理想的天国，

我们大家，伙伴们，相信大海，

能把我们送到遥远的中国。

……

劳驾，船长，我们请您，请您！

我们把船桨和蒿竿一起给您……

我们只到中国才抛锚，

哪怕在路上会遇到死亡！[15]（P109。笔者译）

古米廖夫在1916年写过一首《中国小姐》：

在河心里的水上，

     有个浅蓝的亭子，

     象为螟蛾编造的

 一个小小的笼子。

我常常从这亭子，

朝着那彩霞凝望，

有时我还要注视，

树枝怎样地摇晃；

树枝摇曳得怎样，

怎样浮滑过小舟，

在河心里的水上，

围着亭子绕一周。

 

但在我的监狱里，

有一束磁制的玫瑰，

那只金属的尾巴

闪着金色的光辉。

但我不听信诱惑，

在绸上绣绘一幅

描写爱情和相思的

文文静静的环舞。

 

未婚夫毕竟还爱我，

尽管他狡猾而苍老，

不久前他在广州

毕竟通过了会考。

[16]（P127-129）